文明形态是如何形成的？通观世界史，所谓文明形态，实际上就是在自觉与不自觉的压抑下的再形态化。这里的压抑过程，也就是文明度提升的过程。压抑，即是规则；规则，即是压抑。不受压抑的规则和不受规则的压抑，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规则不受压抑，就出不了新的文明形态。在冷兵器时代杀人可以领赏，但在文明社会，发起战争就如同犯罪。 衣食足，知礼仪。铺上迎宾的红地毯，谁好意思在上面吐一口痰？
规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为日本人的规矩生出好奇： · 吃饭时筷子夹菜，是直端而不是横端地送入嘴中。然后用手遮挡一下露齿咀嚼的不雅态。 · 化妆不仅要除掉腋毛，而且也要除掉腿毛。 · 基本不穿欧美流行的运动鞋或平底鞋上班。 · 进玄关后脱鞋，要将鞋头朝外摆齐，注意不要把翘起的屁股对人。 · 就职的面试场，女大生的头发一定要扎起，鞋子与包包也一律黑色。 · 职场里，电话铃响三遍之内必须接起，超过三遍必须应答“让您久等了”。 · 乘坐公共交通，手机必须调至振动模式。 …… 不错，日本人总是点头哈腰，日本人总是面带微笑，日本人总是那样彬彬有礼，日本人总要化妆才出门。如要设问这是为什么的话，这就如同设问为什么是冬去春来而不是秋去春来？不足为奇的是日本人。这就如同古希腊人祭祀雅典娜要杀牛，祭祀阿斯科勒庇俄斯要杀鸡一样，在这里，不足为奇的是古希腊人。 这种被规矩所锁定，被常识所囚禁，是做人的幸福还是做人的不幸？一种声音说，这是文明人的标志之一。一种声音说，这就如同富人用他的资产保证他的美德，那么资产就是美德吗？穷人没有资产，那么穷人就是堕落的表现？ 最近朋友圈被一个视频刷屏：在一家超市，大妈们带着小孩，成排席地而坐，有说有笑，享受着空调凉爽的快适。是穷得家里开不起空调吗？不是。这些大妈们家里都有钱。是能刮就刮一点，能贪就贪一点。 孔子讲“有耻且格”，就是让人感觉到耻，就不敢做不道德的事。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聪明智巧出现了，伪诈才盛行一时）。这里虽有知识就是伪诈的嫌疑，但也不无先验地道出了耍小聪明搞伪诈的一面。 其实，我们也有过我们的规矩年代。记得小时候过年，妈妈总是关照我们说正月初一不能动剪刀不能扫地。记得这个时候家里要做一种什锦菜，要吃一个正月。压岁钱必须放在枕下。大年初一开口说第一句话要放一片糕在嘴里。现在看来这些就是规矩。有了规矩才能产生崇敬与敬畏。但是现在的小孩过年，做母亲的能教导孩子什么规矩？过年，在小孩脑海里，又是个怎样的意象？ 在车厢里，当女孩穿着超短裙或短裤，裸露膝盖之上端的白花花大腿时候，是翘腿还是不翘腿，还真是做人的文明素质的一个体现。
善恶我们从不缺善的因子。 风雪夜的柴门为拾荒者洞开过，女孩落江被路人救起过。地震洪水，我们有过捐款献血的慷慨；远山的荒村寒舍，也时常亮起开学的灯火。当然，我们也慢慢学会了感恩——这个原本并不奢侈的人之常情。烛光不再只为自己亮起，也为他人亮起；掌声不再只为自己响起，也为他人响起；红酒不再只为自己举杯，也为他人举杯；我们甚至也学会了祈求，祈祷与反省的下跪。 但最大的问题点在于：在善的这颗大树上，结不出规矩的果实。或者，规矩与善的关系就像月光照在水池里，倒影中的月总是晃动总是虚幻的。而且问题的逻辑还可能是，恰恰因为是理所当然的“善”，所以总是在理所当然地破坏规矩。如总以为是小孩，所以可以在公共场所撒尿；总以为是老人，所以可以不用排队先就餐。 其实，没有规矩，反而有时减弱了善的总量的释放。没有规矩，反而有时会走向善的对立面——恶。如不法商人的毒奶粉毒腊肉等。这样看，善是精神世界的太阳。规矩是精神世界的月亮。有的时候，我们令可不要骄阳似火的太阳而要柔和似水的月亮，就是这个道理。 再深一层的看，善在实践理性中并不解决终极问题。因为善在不同的状态下会做出不善的举动，如与自己的利益相冲突，如与自己的名誉地位相冲突的时候。也就是说，善与功利主义是相悖的。所以，跳河救孩童的人，也会制作黑心奶粉。眼前的鲜活激发了他善的救人之举，但看不见的鲜活则激发了他想多赚钱的恶的之举。可见，同样是鲜活，在人的观念中，有时是分裂的。 康德不止一次的说过，心中的道德律令，不必讨论，不能讨论，也不需讨论。不问为什么，人，绝对服从就是最高的善。以前有过科学家救老农的伦理讨论，追问的是在价值的天平上，是科学家为重还是老农为重？科学家舍弃生命是否值得？但在康德的道德律令面前，这个问题不值得讨论，更没必要讨论。 不问为什么，不解释为什么也是日本人对小孩教育的一个基本点。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在几十年前写《日本新中产阶级》学术考察书，就指出日本人母亲在看到孩子靠近火或者开始爬高，她不跟孩子解释火或高处有何危险，只是警告甚至命令地说“危险”，在孩子身陷危险前把他拉开。孩子很快会对靠近这种地方产生恐惧，从而对其避而远之。日本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傅高义的解释是育儿实践的精神反对向孩子进一步做解释。因为日本人认为，“孩子应该立即且毫无疑问地听从母亲的意见，合理的解释不如保持基本关系的重要”（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
精进日本人家喻户晓的故事就是桃太郎的民间故事。但清末民初的思想家章太炎说，我“最厌恶之日本人乃讨伐鬼之岛之桃太郎”。见过章太炎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一篇《章炳麟》的文章中说，把这位从桃子里蹦出来的桃太郎作为发矢之的，章太炎先生还是第一人。“先生所发这一矢比其他所有日本通的大放厥词，都更加有意思。” 相对于中国人看不懂桃太郎的故事，反过来日本人也看不懂中国人的水浒传。在日本人的眼里，好汉精神就是杀人放火？因为杀人放火，所以才是好汉？青龙刀与宽刃刀。两种不同兵器的碰撞声，令日本人困惑。 日本人经常这样说，外国人经常批评我们缺乏表情，而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表情是他们无法理解的。武士道的禁欲主义要求我们喜怒不形于色，至少是不能过度地显露自己的心情，结果助长了一种快乐时装作苦恼，悲伤时假装高兴的奇怪样态。日本人个人的想法毫无价值，他们熟练地掌握根据对方的反应来说话的技巧，当这种技巧炉火纯青时，他们说话就不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通过测试对方的反应以自我娱乐的一种手段。 但恰恰是这种喜怒不形于色，日本人看到了树木里寄宿着生命，生命正在对我倾诉。从这层意义上，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说过一句赞美日本人的话：“日本人找到了劳动的尊严。”何谓劳动的尊严？你看，托钵化缘中邂逅人心之美。初冬的寒风，光头戴着斗笠，身披蓝色袈裟，赤脚穿上草鞋，挨家挨户在施主门口咏经，恳求施舍。谁也没有想到，日本的经营之神稻盛和夫就是托钵化缘之人。这位经营之神这样说，如果要问我成功的理由，只有一点。就是说我的才能或许有限，但我拥有虽然单纯却非常有力的指针——追求做人的正确的准则。 这就令人想起江户中期的思想家石田梅岩，他有一句著名的命题——“求利有道”。追求利润绝不是罪恶，但其方法必须符合为人之道。“商人的利润等同于武士的奉禄”。释迦摩尼谈到参悟之道，其中重要一条叫“精进”。所谓精进，就是心无旁骛，埋头眼前工作的那么一种规矩。这是提高心性，磨练人格的途径。都将日本人的微笑说成是面无表情的微笑。但如果再往深处思考，这是否就是释迦摩尼说的一种“精进”呢？
美丑中国古典里的“大丈夫”气概，传到日本变形为将责任视为高于重于生命。阅读村上春树的关键词——“僕”（我），体现出来的就是“僕”有“僕”的责任。墙壁是围绕“僕”的墙壁，河流是在“僕”自身中流淌的河流，烟灰是在燃烧“僕”自身的烟灰。在水库的开工典礼上，责任人非常的紧张。因为他已经做好了一旦开工典礼失败就自杀的准备。后来典礼是成功的，当然这位日本人也没有必要自杀了。但是他丝毫没有侥幸逃生的喜悦，因为后面还有一系列的责任压在他心里，一旦失败，也必须自杀。这是在日本传颂的一个小故事。据说是真人真事。 是的，虽然若以希腊雕塑为标准来谈论美丑，日本人的问题恐怕很大，但是日本人的视责任为生命的那么一种执着，也是希腊人所不及的。500名的陪审员，220人决定苏格拉底无罪，280人决定苏格拉底有罪。哲学家只能苦笑说：想不到比分这么接近。而在第二次，也就是最终表决时，陪审团中有360人投票赞成处死苏氏。你说，这是希腊人在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是常识出问题了？还是责任出问题了？黑格尔说苏氏是犯了“无罪之罪”，言下之意是裁判正义的陪审团在逃避选择正义的责任。这样看，既有肉体又有思想实在成问题，因为前者与后者的庄重和聪明形成诡异的反差。希腊人就是鲜明的一例。但日本人好在有肉体而无思想，即便是他们认可的唯一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也只是在禅学里寻找思想寻找灵感。 戏剧性的是，有肉体无思想的日本人，走完了现代化之路，现在则向着内涵式（后现代）发展道路上迈进——收入均衡，食品安全，医疗保健遍及全民，城市干净，交通死亡事故极少，社会有序。
忌讳日本的神道教忌讳死的污秽，但它又直言所有死去的人，都能成神。这给日本人以信心，自己再是无用之辈，死后也能成神。那么在成神之前，将自己的事情做好，不就与神就近一些了？佛教不讲幸福讲苦。讲生老病死的四苦，是众生之“原罪”，无人可逃脱。这给日本人以启发，人生并不快乐，那么在规矩的作用下，还能找到强制和压抑那个瞬间带来的超脱之快乐。儒教讲仁义礼智信，但日本人只取其中的礼，视礼是做好万事之前提。这就与晏子的说法一致：“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 日本人非常喜欢这句禅语：悟道前，伐木，担水；悟道后，伐木，担水。表明进入佛门后，我依然在俗世风尘中劳作奔波。但内心深处发生了变化。因此，同样是伐木，担水，其分量和意义是不一样的。这就如同日本人在没有人的地方也要扫除。《洗手间的神明》，是2010年歌手植村花菜演唱的歌曲。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也是奖励扫除厕所获得大成功的人。2010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上，打上中文字幕的植村演唱的歌，成了话题，很多人感动得流泪。厕所有神明的构思，真乃奇想天外。 当贫穷得实在无法活下去的时候，是先放弃孩子还是先放弃父母？在日本的《弃老山》的故事中，太郎背着60岁的老母，打算把母亲扔到山里。中国的《二十四孝》中，郭巨却要把自己3岁的孩子埋在地里。一个是弃老，一个是埋子。在你死我活的酷境下，谁更具道德性？谁更具合理性？虽然老母和孩子最后都获救，二个故事的结局都还不错，但回味起来总觉得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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