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之是非，永恒之人性

才大师赖茅

明末清初学者顾宸（1606—1674），论及杜甫与李白、郑虔的交情，有如下一段话：

  供奉之从永王璘，司户之污禄山伪命，皆文人败名事。使硁硁自好者处此，割席断交，不知作几许雨云反复矣。少陵当二公贬谪时，深悲极痛，至欲与同生死。古人不以成败论人，不以急难负友，其交谊真可泣鬼神。（转引自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

顾氏这一番话，意在赞扬杜甫的交友之道，即“不以成败论人，不以急难负友”。但是，我们今天，却不妨读出如下两点信息：

一是，唐朝的法律相当宽松。李白一度应永王李璘之邀入其幕府，郑虔被迫接受安禄山伪朝廷的官职，都是附逆谋反的重罪。在别的朝代，人们通常会被要求跟这种人划清界线，不然会受到连累，乃至株连。但是，在唐朝，竟然允许杜甫写诗公开表示对他们的深情厚谊。李白被投入浔阳监狱的消息传到杜甫那里，杜甫先后写了《天末怀李白》、《梦李白二首》，表达对李白魂牵梦萦的思念，对李白的处境深切的关注。实际上，杜甫作诗之时，李白在前往长流之地夜郎的途中遇赦获释，杜甫没有得到这个消息。进入四川到达成都之后，这才得知李白的近况。又写了《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一诗，回顾李白荣辱经历，对李白的诗歌艺术作了高度的评价。这一首诗，既是为李白作传，也是为李白鸣冤。正如稍后所作的《不见》一诗中所说的，“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郑虔被迫接受安禄山伪职，肃宗至德二载（757）受到论罪处分。所有曾接受伪职的官员，被分六等论罪，郑虔一是因为职位低，二是据说有暗中向李唐王朝表忠心的行为，只以次三等论罪，贬为台州司户参军。就这样，杜甫还大声为郑虔鸣不平，批评朝廷是“严谴”了（判重了）。在郑虔离开长安前往贬所时，杜甫虽然因故未能当面送别，但是他写了十分深情的送别诗《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后来，杜甫还陆续写了《题郑十八著作虔》、《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八哀诗·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等诗，表达了自己的思念之情，对郑虔的不幸命运深表同情。杜甫这一系列写李白、郑虔的诗，简直是在跟朝廷对抗。然而，杜甫并未因此受到来自朝廷的任何压迫，比如深更半夜被请去喝茶。

二是，唐朝的言行相当自由。杜甫作诗怀念李白、郑虔，为他们鸣不平，不但是对抗朝廷的行为，也是对抗“世人”的行为。“世人皆欲杀”，这一句诗，透露出李白当时的孤立无援情形，处境是非常不妙的。搁今天，杜甫的行为，即使不被公检法追求，不被绳之以法，恐怕网民的口水也能把他给淹死。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杜甫因此遭到世人的不齿。相反，他晚年携家漂泊巴蜀、荆湘这一路，不但受到了许多做地方官的朋友的礼遇，照拂，不时还会有喜爱他诗歌的人，对他表达敬仰与崇拜之情。

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言论环境跟唐朝有所不同，但是，杜甫对李白、郑虔犯了“附逆谋反”之罪后态度依旧，友情愈炽，这对我们还是有所启发的：在选择当代政治正确与坚持友情人性之间，选择后者，更加具有永恒意义。政治正确与否，不过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之事，而友情人性会长留天地之间。倘若杜甫当时选择了跟李白、郑虔断交，不再来往，不作诗表示思念、关心，我敢肯定，今人只会觉其迂腐可笑，甚至会说他薄情寡义。然而，评论古人容易，自己处世艰难。人总是活在当下的，对于生存而言，选择当时的政治正确，比选择友情人性稳妥，实用。试问当今之人：在政治正确与友情人性之间，有几个会毅然决然选择后者呢？

月儿弯弯

现在选择后者的已经是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