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味蕖最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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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文章《郭味蕖最后的日子》---- “他天生爱好花木及大自然，因为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才显得特别纯真，大自然使人忘却了人世的纷扰，他告诉我曾带学生到黄山、泰山等地写生。在潍坊时我陪他多次到人民公园、郊外、苇湾（现平寿湖），赏花观景，还到西城墙登高望远。他对我说过，想去青州云门山一游，但因后来身体原因未能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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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晚上，桌子上的菜在那个时代是比较丰盛的，其中有潍坊特色菜芥末鸡，还有大舅最爱吃的鱼，他平时不沾酒，那次他破例喝了些红酒，平时很少吃零食，那天也嗑起了瓜子，他谈兴很浓，讲的最多的是以前过年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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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舅回潍坊以后，在天气转暖时，便开始同我着手修整房屋。他首先称宅院为“疏园”，自号“散翁”疏散之意隐含其中，这时作的书画都书写“写于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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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小组组长江青是郭味蕖的山东同乡，早年在上海彼此知晓。有一次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毛主席休息厅接见红卫兵，看到休息厅挂着郭味蕖的画，就说：“郭味蕖我是知道的，他是山东潍县的大地主，他的画怎么能挂在毛主席休息室里？”从此批判更加上纲上线。大舅郭味蕖为人民大会堂所画作品也从此再无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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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讲起拜访画家齐白石的情形，并告诉我常与何香凝等画家一起吃饭作画的往事。还得知当年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宴请外宾时经常请大舅作陪，并请他为《北京日报》、《前线》等报刊供稿。还给我讲起画家关山月与傅抱石为人民大会堂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巨幅画是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地上画的，二位画家不时跑到二楼、三楼观看作画的效果。还告诉我说自己曾为人民大会堂山东厅、北京厅、中央厅、广西厅、毛主席休息厅等都画了大幅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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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2月初突然接到大舅的来信，说是北京开始疏散人口，想同舅母回原籍潍坊居住并询问了家中的一些情况。我母亲去信表示很高兴，欢迎两位老人回故乡居住。大舅后来又写了几封信。过了一段时间从北京来了两位穿黄大衣的人，可能是美院派来的，到家中看了看情况，又到市里打了一下招呼。1969年12月29日大舅来电报说将于12月30日凌晨到潍坊，让母亲和我去接一下站。我母亲在接到电报前，知道大舅、舅母将来潍，早已腾出了一间房，凑集了一些旧家俱与生活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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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2月30日凌晨，母亲与我早早的赶到了潍坊火车站。当时冬至刚过几天，潍坊的天气格外冷，天刚蒙蒙亮，火车正点到潍坊，大舅首先下车，老人穿一件蓝色制服半大衣，戴一顶黑色呢子帽，衣着简朴。回到家乡两位老人显得很高兴，相互问候了一下就往家走。母亲陪同舅母她们租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我陪同大舅一起步行回家。从火车站到故居大约有5里路的路程，我们边走边谈。大舅询问了我的工作及潍坊的风土人情变化等情况，随后又谈到了这次疏散回家乡的原因是按林彪一号通令，中央美术学院要下部队，大舅因年老有病，属老弱病残，要疏散外地（实际是遣返），由美院联系回山东潍坊。我心里有所感触。1962年底大舅来潍坊办画展时市长亲自车接车送，陪同吃饭，陪同一些活动，现在的情形与那时相比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在路上我不时的看一下大舅，他显得很坦然、平和，表现出随遇而安的表情。回到潍坊的当夜，他一口气挥毫四五张纸，以借书画抒写他的冤愤和不平。大舅来潍时发快件带来了铁树、水柳、洋桃等花木，还有大衣两件，皮鞋三双，帽子一顶，布包袱皮三件，铁壶一把，以及少量碗筷等东西，事后我去车站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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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潍后的大舅与舅母，仍然参加街道的批判会，有时还要去体育场（现风筝广场）参加万人大会。大舅让我给他做了一个二十公分斗方的木凳（有五公分高），到体育场开会时坐，比席地而坐稍好点。当时是**中期，街坊邻居大多对两位老人持友善态度。但也有少数人对待大舅、舅母持极左态度，有一次，大舅的一位表弟夫妇傍晚来看望二位老人，（这位表弟在**中被打成了“反革命”）有位邻居开门看清来人后，第二天即报告了居委会，说“郭味蕖请反革命吃饭”，事实上是来者没有吃饭只坐了一会就走了。当时潍坊市家家户户都有有线广播。早上5点55分开始播音，因为两位老人起床较晚，母亲与我怕影响他们休息，上班前便把喇叭关掉了，邻居以为是郭味蕖搞的，于是也报告了居委会，说郭味蕖不关心政治，根据上述二事居委会来人让大舅写了检查。这是事后大舅告诉我的，从这以后我们说话做事都防着这个邻居。大舅感到在这个环境中也受束缚，很是无奈。这个时候，大舅对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以软对硬、听其自然”。在这儿说的软字即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