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新华影剧院的创建与扩建/刘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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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新华影剧院的创建与扩建

刘凌

创建

　　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了加强（潍县）城防,把南北坝崖(大致是今和平路的胜利西街-东大街段)靠近城墙的房屋全拆了,原在光华剧场的两部电影放映机及音响设备,迁到东关的永乐戏院,转归国民党军统特务苏某所拥有。1948年潍坊解放后,作为敌产被政府没收,产权和使用权划归市教育局社教科和民众教育馆。电影放映机为30年代产品,百代牌老机器,当初是从别处弄来的二手货。机子虽老,经过维修换件后,还能继续使用。因此,市领导决定办一所自己的电影院。
　　1948年11月,当时我在市（潍坊特别市）民教馆工作,馆长黄道源同志找我谈话,传达了市内要创建一所电影院的决定,指定我为经理,负责全面工作和业务,将原在永乐放电影的技师朱德茂和郭世杰调过来,负责机器安装和放映影片,其他人员可从别单位调配或按需招用,地址在胡家牌坊街民教馆大礼堂内。所需装修、器具和设备等开业资金,先由教育局垫付,必须抓紧时间筹备,争取1949年新年之始开业。有了这样的初步安排后,黄道源同志让我给新影院起个响亮的名字,我采纳众议,初步拟定了:新华、人民和潍坊三个名称,他让我拿去请臧君宇市长选取决定。臧市长思考后说:“还是用新华名称好,一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再是我们的一些企事业名称,多用新华二字,如新华书店就很响亮。”于是,“新华影院”的名称就这样确定下来。随即,订制座椅、装修内部、安装机电设备,以及办理营业执照、印制门票、建立账目等等,全面展开进行,分工合作,一心一意争取在12月底前全部完工,新年一定开业,以新姿态给市民一个新的娱乐场所,决不辜负领导的厚望。
    当时潍坊周边城市没有影片经营商,青岛尚未解放,济南刚解放不久,影片租赁行业多未恢复。影院无影片演出,等于家中无粮。经多方探询了解,当时可能有影片交换和租用的单位只有两处:①烟台的胶东军区电影队,在烟台第二次解放后,接管了海阳路上的一所电影院。我去烟台在影院中见到了电影队李队长,他那里没有存故事片,只有《民主东北》等新闻和战争记录片。开业第一片,最好用大型热烈醒目的故事片,能吸引观众,增加新影院的创建气氛。就这样,只能带回几盘新闻记录片,做为正片前加演片。②另一处是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影院。石家庄市比潍坊解放得早一些,那里离京津地区近,据说有存片。1948年12月,我冒着风雪赶往石家庄市。当时,从济南向北的火车不通,白天还有从青岛飞来的反动派的飞机进行扫射轰炸,只能晚上从济南市北坐木船渡过黄河,再乘汽车去石家庄。这段路基本都是摸黑夜行,偶尔开一下灯,驶过崎岖后立即关灯,怕招来飞机。到达石家庄市人民影院后,据该院王经理说:目前存片只有两部,支援外地有一定困难。经再三洽谈,院方大力支持,一部原国统区产的影片,留着自己用,另一部苏联片《冰上大战》可以先租借给我们做开业用,过后再行交换。我立即背着影片急速返潍,没误了新年开业。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经人介绍,我与华北军区电影队队长李新同志认识了,他热情约我去北京与片商洽谈。9月中,我去了北京,住西城绒线胡同一个片商家中。他手中有十几部美国影片,如《出水芙蓉》、《乱世佳人》等著名影片,但在当时欧美片内部明令禁映。他手中所存国统区各厂产品,片租很贵。此时,北平正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准备建国大事,户口管理日严,非当地户口,一律离京。我无法再和其他单位联系,只得于9月25日前,空手而返。
　　以后,随着济南形势的逐步稳定,供片商开始合法经营,我们与住在济南商埠的一家姓吴的片商签订了月供合同,先后供应过《希望在人间》、《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国产名片。1949年6月青岛解放后,又与青岛方面建立了穿插互补关系,与博山影院建立了交换关系,这才从“片荒”困扰中一步步解脱出来。
　　当时影院内部场地太小,最多容纳500人上下。但对影院的全体人员来说,这是一项人民的新兴事业,开业时,又是潍坊解放后的第一个新年,第一个春节,必须尽最大努力满足人民看电影的需求。于是日夜放映两三场,大家是真忙,真辛苦,天多冷,也是满头汗水,但热情不减,干劲一直很大。当时,影院没有专职宣传人员,每次新片上映,都请市图书馆郭子宣同志给画一幅大广告画,摆在门外,再找附近困难户的小男孩,抬着贴有片名的木制三角架,敲着锣鼓,沿街宣传,再给他们一些钱。影院一名职工跟着贴出每期的电影广告,而写广告的事,则全院人员都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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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春,在原东门里文庙旧址（今潍城区东风西街古槐处）,召开市物资交流会,盖了一个可容千人的大席棚。会议将完,我找到教育局长胡湘夫和黄道源同志,要求将影院搬到这个大棚,扩大业务。他们找了市内领导,市长臧君宇同意使用,指示一定要注意安全。影院决定以最快速度搬家。胡局长对此提出二点意见:①注意防火,演出时要特别加强防范。②要积累资金和材料,将席棚翻盖成青砖瓦房。先从票房收入中拿出大部分,向民间收购房瓦。解放战争中,民房破损较多,人们维修房屋时,多拆下房上的大瓦片(俗称洋瓦)出卖,改换成草顶房。按照胡局长的指示,每天由会计和职工收瓦付款,存放在孔庙原西厢房留出的一大间屋内。这方面,花费了不少资金,但最后因瓦片的尺寸规格质量不一致,所用不多。
　　当时的影院是潍坊市影剧业中唯一的公营企业,按规定很快地建立了基层工会。1949年初夏,在影院召开市影剧业者代表大会,建立了市文艺工会,刘凌当选为主席。公营企业还得以单位名义,参加市工商联及所属各行业公会,影院成为其中成员。
　　进入夏季,连日阴雨,草棚房顶全面漏水,院内满地泥泞,无处立足,电器电线随潮湿和雨水滴漏,不断出现短路和打火,危险异常,每逢下雨就得停业。影片到期不放映,就得赔款。片商亲自来潍调查后,明确告诉,不改变情况,就不再继续供应影片,影院陷入窘困境地。
　　这时,潍坊市已归昌潍专署领导,影院也不再属市,改为直属专署秘书处,兼为专署单位的大型会议堂所。我将当时处境告诉了直接领导影院的秘书主任吕岐山同志,他在面见了片商后,向赵笃生专员和张副专员做了汇报。专署领导研究决定:拨库存的200万斤高粱,卖出后作为建房资金,在原址建新影院。必须找正规的国家建筑公司来承建,由刘凌负责承办此事。我吓了一跳,向吕主任要求由专署建设处来承办此事,我对建筑行业外行。吕主任不同意,并说:“快想法找人和单位吧。趁热打铁,别放凉了,你知道那是专署这些年节余下来的200万斤粮食,哪个单位都想要啊!干工作谁生来就会干?有什么问题,多请示汇报。”他想了一下又说:“为慎重起见,你先到济南省建设厅,听说他们下面有一个省建立的建筑公司,去问问行不行。”就这样,我承接了扩建影院这个千斤“担子”,开始到济南寻出路。那年我23岁。

扩建

　　在省建设厅办公室,与有关人员谈了昌潍专署的意见和资金来源,厅方很愿促成其事。厅内有两位从潍坊调来的干部,一个姓陈,一个姓于,他们认识我,借此我把家乡人们的愿望和专署领导的决心,都向他们谈了,请他们协助多做些解说。他们认为须直接找厅领导和所属省建筑总公司洽谈。几天后,厅里派人相伴到了省建筑总公司(下文简称“省建”)。“省建”派出接谈的是第三号人物李副总经理,人称李三经理,瘦子,个头不高,神态话语都似一个军人。我将专署意见谈了,开始拿不出钱,是否先由建筑公司垫款垫物建房,在这过程中,影院方面立即进行卖粮,随卖随付款,不会拖延欠账,更不会赖账不还。希望公司立即派人去潍坊现场调研勘查,进行估算,影院的盖房资金,就是200万斤高粱,约合20亿元(旧币一亿等于后来新币一万),不能超过。李三经理听后说:你们的意见是让我们先垫钱垫物,给你们盖房,你们拿200万斤高粱抵账,这有些难啊!我们研究研究,你听消息吧。我怕李用拖的办法,让我等下去,随即又找了陈、于两位同志,请代为促成此事,同时郑重告诉他们:“这是专署出面办的事,不会不还钱的,放心为是!”过了几天,李三经理又与我面谈,他说:这是件好事,但我们这里有困难。经研究决定,由省建青岛建筑分公司承建,将工程全面包下来,影院方不用介入,公司完全负责,保证质量和定时完工。到时你们还钱就行。于是领我一块去了青岛。
　　青岛建筑分公司刚建立不到一年,业务还没全面展开,想以此作为他们的“示范工程”。双方谈判人:分公司方面是总经理萧翼、黑胖子满腮胡子,再一个是副经理李某,他们都是转业军人,作风豪爽；影院方面代表,就是我一个,他们把我当小老弟对待。李三经理介绍了在济商谈的情况后,就退出了。谈判中有些具体争论,但无太大分岐,最后结果是:影院方面在建筑中不派施工、监工或技术人员,不供物料,但须配合协调工作中的各方关系。公司方面负责勘查、绘图,派出各种技术和事务人员,在潍设立办事处监管工程进度和质量及与影院方面的联系。施工中所需人力和材料费用全由公司垫付,影院按房屋造价分批偿还,不得拖欠。定于1950年底全部交工,双方派人验收结账。此后的维修和费用,到时双方另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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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谈判结果,向吕岐山同志谈了,又随吕主任向赵、张两位专员做了详细汇报,同意了双方协议意见和内容。吕主任也见了来潍了解情况的“青建”总经理萧翼。影院和“青建”在该公司正式签了合同,双方签字代表是刘凌和萧翼。影院从草棚又搬回到胡家牌坊大礼堂。
　　“青建”随即在市内增福堂街1号陈家大院内（今潍坊三中校园）设立了办事处,主任是谭良辅,后改换孙科本；现场勘查的工程师是于琦和栾凯；正式施工后,派来的现场工程师为张文良。绘图设计和规划由一位留美的设计师吴某承担,他很有设计经验。我方根据资金和实用要求,提出的最初方案是,总容量1000至1200人,池座800人以上,占池座一半面积的二层楼,座位300人左右,三层小楼为放影机房。吴设计后估算,需25亿到30亿元。专署领导认为费用太多,没有那么多余粮相抵,要求改变图式。吴又重新设计,最后双方确定为不盖正式二层楼,改建成运动场和跑马场那样的观众看台,通体水泥制作,步步登到二层高度,全场可容座位1100人上下。院墙为双层砖,不建什么附属房屋和设备,所以院内无厕所,房建成后,影院在房旁小院中修建。机房改为悬吊式小三楼,从一楼有楼梯直达。影幕后墙盖三层楼,各建小房间为办公室和职工宿舍,总设计费为20亿上下。专署领导同意了这个方案。1949年底,施工队进入现场,开始正式拆房动工,常住施工员姓王。
　　在拆除旧房时,还有一个槐树问题的插曲。在原文庙东南墙角,靠近马路的地方有棵国槐老树,直径约80cm,据老人们说是清前期所植,已有300年树龄。当年文庙院内还有多棵柏树,早已被反动军政单位伐去,只剩这一棵树,因不太值钱,才被留了下来。建筑公司认为有碍施工,应该伐去。经与其再三研究,网开一面,将南墙房基稍退后一点,施工时避开一些,终于将这棵老国槐保留了下来。至今,影院已拆除了,但树还迄（屹）立在路边,给人带来不少葱笼绿意和遐想（即今潍城区东风西街亚星桥西的古槐）。
    建设开始后,为保证及时付款,专署领导决定将200万斤库存高粱抓紧出售,仍由我来执行。我与市粮食公司秦延生经理商谈,他根据潍市粮食供求情况,估算只能收购120万斤,80万斤余粮,只能到附近各县去卖。会计张华与昌乐粮食公司研究,昌乐方面同意收购,但需分批收付,这在时间上,并不影响向建筑公司付款。于是,双方也签订了买卖协议。我向吕主任做了汇报,请他转告给领导。
　　卖粮是从专署开调拨出库粮单后,将调拨单交粮食公司,由公司直接派车去拉,公司随即将粮款划拨到影院账上,影院立即按时划拨给建筑公司。几方的收支都是通过人民银行划拨,影院见不到现金,也从没有动用过一次粮款另作他用。最后,双方结算时,建筑款为20亿多些,不到21亿元,具体数现已记不得。结算工作,是由影院会计张华和建筑公司办事处会计具体办理的,双方负责人最后核定签字。
　　新影院面积大了,座位多了,各方面工作也将多起来。经领导同意增添了两位女售票员都是供给制待遇；一位员工家属承担前厅小卖部,自负盈亏；大门和场内也增加了两个收查票的人员,其中一个还兼做木工；招聘了一位绘图宣传员,又给二位技师配备了一个徒工助手。所需人员基本配齐,仍是人少事多忙些罢了。
　　新影剧院建成开业前,请潍市名书法家、名中医郭谷石老先生给影院题写大字名额。他在自己家中,将几张纸连接成为一个大字的纸,铺在地上,脱了鞋子,站在纸上,手执自制的大笔、筒装墨汁、书写每字二米见方的“新华影剧院”五个大字,每写一字,休息一会,自认为不合意,就再重写,直到满意,写了将近一周,从中选出他认为满意的五个大字,交给影院。这一辛苦劳动和所用笔墨纸张,他没收取任何费用,完全是为了给新影剧院做奉献。当即由专业工人按字原型尺寸,用水泥复制在影院前面墙的最高处,又由电工制作了同样尺寸的霓虹灯管字形。晚上灯管亮起来,红光一片,美丽壮观。据廿里堡（今奎文区廿里堡街道驻地）的人说,到了晚上,在他们那里,都能看到字的红光,非常醒目。
　　1951年元旦,新院开业,放映的第一部影片,是上海文华影业公司出品,根据老舍先生名著改编,由名演员石挥主演的名片:《我这一辈子》。此后,华北影片经理公司济南办事处杨主任,亲自来潍了解了影院各方面新情况后,很痛快地与影院签订了长期供片合同。月供4至5部影片,可以选择任何票房高及剧情佳的影片,改变了过去那种时时为难的处境。总之,新院使一切业务都走上了影业的正规道路。
　　但是,影院扩大了,原有的电影放映机及其音响设备,已不能承担新影院的演出任务。专署领导亲自体验、了解后,又下决心更换新机。拨出20万斤高粱,卖了两亿元,我与技师朱德茂到上海电影机制造厂,购买了两台美式新型司普莱斯牌电影放映机,替换了旧机。就这样,在专署领导全面关怀下,整个影院从房子资金到放映设备,全都旧貌换新颜。新华影院的名字,也经领导同意改称“新华影剧院”,其功能仍是平时演出影剧,同时也是昌潍专署和潍坊市的大会场地和礼堂,直至拆除也未改变。（文中括号内正楷字体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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