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割地赔款录

狗蛋

　近代中国战争赔款总值约为库平银956814007两，合关银941375451两，合1326323847银元。（37）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1倍。
　　 　　
　　 巨额战争赔款，犹如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深重的灾难，严重地阻碍了近代中国的社会进步，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
　　 　　（一）中国的财政危机日趋加重，“民生重困”。
　　 　　在近代中国的财政中，赔款、外债以及战争期间的军费，是三宗最大的支出，总数常占国家岁出的三分之二以上。（38）其中，赔款所占的比重颇大。综观整个近代史，战争赔款并不是一开始就左右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而是随着战争赔款数额的不断增多，致使其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愈来愈大，最后导致了中国财政经济的崩溃。
　　 　　1．从第一次**战争赔款到伊犁事件赔款，是近代中国支付战争赔款的开始时期，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据记载，道光时期（1820―1850年）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约4000万两。（39）
　　 　　第一次**战争赔款约占该额的37％。在偿付赔款的过程中，清政府一方面大量动用关税收入，一方面加重地丁漕赋、盐课、兵饷和商捐等的征收科派，致使本该应用于自身发展的大笔款项被索赔国掠走。但是，从宏观上观察，这一时期清政府尚能做到收支平衡，赔款对财政经济的影响还不显著。这是因为：
　　 　　第一，清政府的财政收支结构发生了变化。**战争前，中国只有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关税收入甚少。**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和对外贸易的扩大，关税渐成为中国最大的财源之一。仅1861年至1866年，关税收入总额就达到46374398两。（40）再加上1853年以后，厘金税的开征，国家岁收增多。同治末年，清政府年收入达到6000万两左右，（41）比道光时期提高了50％。到光绪初年，又增到8000万两，（42）比道光时期提高了1倍。这些新增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赔款对清政府的压力。
　　 　　第二，赔款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太大。第一次**战争赔款分4年偿清，平均每年偿还373万两，约占岁出的9％。伊犁事件赔款900万银卢布，合库平银5251645两，约占岁出的6％。（43）琉球事件和马嘉理事件赔款在岁出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小了。所以，这一时期赔款的负担，清政府还能承受得起。
　　 　　2．甲午战争赔款在中国财政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近代中国的财政经济自此一蹶不振。
　　 　　由于清王朝建立后，沿袭的仍是“量入为出”的传统收支原则，所以，当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的财政顿感万分支绌。为筹集战时军费，清政府先后两次向英国汇丰银行借债，共计库平银28653961．78两。（44）这两笔债款直到1914年才还清。甲午战后，财政已十分拮据的清政府在短期内根本无力筹集和支付超过当时年财政收入3倍的战争赔款。万般无奈之际，只好借债偿还。其中，1895年俄法借款，计4亿法郎，合银98968370两，折扣94．125％，年息4厘，分36年还清；（45）1896年英德借款，计1600万英镑，合银97622400两，折扣94％，年息5厘，分36年还清；（46）1898年英德续借款，计1600万英镑，合银112776780两，折扣83％，年息4．5厘，分45年还清。（47）以上3笔债款，相当于甲午战争前中国所借外债总和的7倍。中国年均摊还外债本息约2000万两，（48）偿还外债成为国家财政支出的大宗。
　　 　　苛刻的借款条件，不仅使中国在经济上蒙受了巨大损失，而且在主权上受到了极大损害。（1）俄法借款合同声明，中国“无论何国、何故，决不许其办理照看税入等项权利。如中国经允他国此项权利，亦准俄国均沾”。（49）据此，俄国取得了参与管理中国海关事务的权利，打破了过去由英美法三国垄断中国海关大权的局面。（2）英德续借款规定，中国不得加速偿还，或提前一次清还，也不得变更偿还办法。“至此次借款未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50）这样，英国就用限制中国提前偿清债款的办法，获取了在45年内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的书面保证。（3）英籍总税务司赫德借英德续借款签署之机，扩大其职权。1898年2月21日，赫德在致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的电文中得意地说：“新借款1600万镑的草合同已签字。总理衙门已听从我的意见，应允由我管理盐税和厘金，以每年约五百万两的收入，做为赔款担保，并允将来扩大管理范围。”（51）
　　 　　由此可见，中国为支付日本赔款举借了庞大的债务，列强通过借贷攫取了中国大量利权，控制了中国部分财政主权。从此，清政府“量入为出”的收支平衡状况遭到破坏，中国的财政经济长期处于列强的压迫之下不能自拔。
　　 　　3．庚子赔款是对中国人民最大的一次勒索，清政府的财政经济陷入全面崩溃。
　　 　　1901年《辛丑各国和约》签署之时，清政府因甲午战争举借的外债远未还清。这一年偿付的债款本息即达库平银20593157两。（52）加上八国联军之役中支付的军费，清政府已是不堪重负。而庚子赔款又比甲午战争赔款增加了近1倍，相当于清政府4年以上的财政收入。按当时中国人口平均，每人承担1两。这是近代中国数额最大，涉及国家最多，支付时间最长，过程最复杂的一笔赔款。清政府的户部大员们绞尽脑汁，奏陈筹措偿还赔款之法：一方面由政府紧缩，令户部将各省、关应解部的加放俸饷、加复俸饷、加拨边防经费、漕折等项抵拨赔款，每年计得银3900500两；另一方面由各省、关分摊。全国计有19个省，包括新疆、云南、贵州、广西等向来受协饷的贫瘠省份，也分摊了赔款任务。总计各省筹划之款项、户部改拨之款项，以及部分关税，每年凑足之数当约2500万两。（53）
　　 　　对于赔款的筹措之法，各省叫苦不迭。署浙抚余联沅早在和约未签之时就奏道：“将来洋款必奉摊派，罗掘均穷，每一念之，兴嗟仰屋，而到处民穷财尽，真有不可终日之势。”（54）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日，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在关于各省分派赔款数额巨大，请减免四成以纾民力电中称：“各省分派赔款为数过巨，筹措万难。方今民生困穷，商业凋弊，经去年之变，各省商民元气大伤，种种筹款之法，历年皆经办过，久已竭泽而渔，若再痛加搜括，民力既不能堪，赔款仍必贻误。”张之洞等并指出：“无论如何，筹加筹捐，无非取之于民。当此时势，民心为国家第一根本。以民穷财尽之时，倘再尽力搜括追呼，以供外国赔款，必然内怨朝政，外愤洋人，为患不堪设想。”“若百事俱废，专凑赔款，将兴学练兵，农工商务，一切养民治民卫民之自强要政，概行搁置不办，则民心日涣，士气日离，国势日微，外侮日甚，内乱将作，大局亦必难支。”（55）
　　 　　上文揭示了当时地方各省的财政困境及其后果。清政府的财政已经到了无财可言的地步。但是，为了能够“凑足分派之数，如期汇解”，各省、关仍然不得不倾力搜刮。主要办法是加重旧税、开征新税。计有地丁、杂赋、租息、粮料、耗羡、盐课、常税、厘金、洋税、节扣、续完、粮捐、盐捐、官捐、杂捐、节省和赔款捐等项。在这些名目下，各省的筹款方法虽不尽相同，但沉重的赋税负担，都毫无例外地加在百姓身上。结果，中国的社会经济愈加停滞落后，人民的生活状况愈加贫困不堪，财政制度愈加纷乱繁杂，不成体系。国家的财政运转呈恶性循环之势。
　　 　　（二）资本主义列强利用索取赔款的担保品――海关税、常关税、盐税等，截留中国财源，控制中国财政，左右中国政局。
　　 　　资本主义列强鉴于中国海关具有组织完备的征收机构、保证可靠的收入、能够进行有效控制等特点，首先把它做为索取赔款的理想来源和重要担保。根据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中国方面偿付的赔款，除先由清户部直接付给英法各50万两，以及由粤海关付给英法各333333两做为撤兵条件外，其余银两，“在中国各海关每年收税银若干，按五分之一扣归”，由此开创了中国以海关税收担保并偿付对外赔款的先例。此后，甲午战争赔款、庚子赔款等均以海关税收做为担保。
　　 　　在《辛丑各国和约》中，规定距各通商口岸50里以内的“所有常关各进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管理”，（56）于是，常关税又成了抵押赔款的财源之一。据此，津海、东海、牛庄、宜昌、九江、芜湖、沙市、江海、浙海、瓯海、福海（三都澳）、闽海、厦门、粤海、潮海、江门、梧州、琼海、北海等常关均被划归税务司管理。（57）外籍税务司的职权大大扩展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亦由此遍及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以至东北、西南等边远省份，并进而深入到全国各地。
　　 　　《辛丑各国和约》还同时规定，**的重要税收盐税，也一并做为赔款担保。据1913年民国政府财政预算，关税占年收入的24．4％，盐税占年收入的23．2％，两者合起来约占年收入的一半。这样，列强就通过截留、控制关税和盐税，扼住了**的财政咽喉。其中，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海关的控制，起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资本主义列强借口关税是赔款的重要担保，谋求攫取中国关税的管辖权。1911年，在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清王朝的统治迅即崩溃之际，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命令归革命党控制的各口岸税务司，设法取得关税保管的权利，以“确保关税不致为革命党用作军费，并留供偿还外债”。（58）为此，各地税务司威胁革命政府：海关税收担保外债赔款，“如擅自动用，可能因而与列强发生严重纠纷”，（59）“为了避免与列强发生纠纷，最好暂时将税款交由总税务司或领事团保管”。（60）与此同时，列强又诱迫清政府将其控制下的各口岸的关税也交给总税务司管辖，声称：如果清政府控制的口岸不照办的话，革命党可能要动用税款，这就大大有利于革命党，而不利于清政府。结果，革命党和清政府都节节退让，拱手把关税管辖权交给了外籍税务司。
　　 　　为使外籍税务司保管和支配关税“合法”化，列强还迫使**同意成立各国银行委员会，由税务司负责全权保管关税并偿付外债赔款。1912年1月15日，安格联向**提交了具体实施方案，主要内容是：（1）成立各国驻沪银行委员会，由“关于庚子以前以关税作抵尚未付清之各洋债银行与关于和约赔款之各国银行之总董”组成。该委员会“应决定各洋债内何款应行尽先付还，并编制一先后次序单”，以便上海关税务司遵照办理。（2）总税务司应向该委员会说明海关净存税款情况，直到“**复能偿还洋债赔款之时为止”。（3）总税务司应制订方案，使“各收税处所将净存税项，每星期汇交上海一次”。（4）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俄国道胜银行，作为上海存管海关税项之处。（5）倘至1912年底情况仍未恢复正常，“届时必须弄清下余若干，可作付还赔款之用。此项清单须交外交团酌核如何分拨”。（6）该委员会应每三个月将所收关税如何拨付的情况提出一份报告，“由驻沪各国领事报告驻京各国大臣”，等等。（61）**很快批准了这个方案。
　　 　　上述方案是中国关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宣告了各国驻沪银行委员会的成立，确定了接收中国海关的全部净存税款，监督这些税款的保管和分配，并全权处理用这些税款偿付外债和赔款的办法。汇丰、德华、道胜三家外国银行，获取了存贮中国关税的利益。中国的关税从征入到付出的全部过程都控制在外人之手。
　　 　　资本主义列强还借**偿付赔款之机，操纵中国的财政金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政府用停付或缓付各国赔款等做为担保，大量发行公债。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正式参加了“内国公债局”。1914年8月1日，在“财务部呈报公债局董事推定专员经理出纳公债款项，并定名为会计协理文”中，言明公债局董事“推定公债局协理总税务安格联为经理专员，定名为会计协理”。规定所有“该局收存款项及预备偿本付息及支付存款，均由该员安格联经理，以专责成。一切关于公债款项出纳事务，除经总理签字外，仍均由安格联副署”。（62）于是，安格联成了中国的公债基金保管人，被称为“太上财政总长”。
　　 　　综上所述，近代**在抵抗资本主义列强所发动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并由此背负了庞大的赔款。列强通过**为支付赔款而抵押的关税、盐税等税收，以及赔款的索取过程，控制了中国的财政收支，破坏了中国的财政经济。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在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相瑞花《试析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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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晚清一般采取割地和赔款,我们现在一般是采取送钱的方法!

狗蛋

　 据统计，从1840年至1905年，外国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有700多个，割走中国的领土174万平方公里，约等于3个法国的国土面积。战争赔偿白银总额19.5亿两，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1901年国库收入的16倍。这是清政府创下的一个世界纪录，但不是光荣的纪录，而是耻辱的纪录。它留给民国一个一无所有的国库，还有人民对戊戌六君子、黄花岗72烈士、鉴湖女侠秋瑾、少年英雄邹容等无数英烈的悲怀。
　　
　　 比之以前朝代，清政府是在“尽所有可能”丧权辱国殆害百姓之后才灭亡的，其可耻程度堪称历史之最。(淡月梅花：《论太平天国和曾国藩们的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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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多年来，列强从中国勒索的战争赔款，至今也是无法完全统计的。其中主要的战争赔款总计约折合195300万银元，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收入的16倍、全国工矿资本总额的82倍。以下是主要的赔款条约：
　　
　　 　　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
　　
　　 　　1860年10月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对英法各赔军费白银800万两。
　　
　　 　　1881年2月中俄《伊犁条约》。赔款900万卢布，折合白银3000万两。
　　
　　 　　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赔款白银2亿两。此后，俄、法、德三国出于争夺中国的矛盾，出面干涉，迫使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但清政府又多偿付3000万两白银给日本以"赎还"辽东半岛。
　　
　　 　　1901年9月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清政府与英法俄日意德美奥西荷比11国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5000万两白银。
　　
　　 　　此外，列强无理要求的赎城费、抚恤费、犒军费，以及它们公开抢劫的大量款项还未计算在内。
　　
　　 　　列强还以借款的方式来剥削中国人民。据统计，自1865年-1948年，旧中国历届政府举借外债高达30．1950亿美元，其利息、回扣、经理费等相当实际借款的166％，也就是说，列强每借给中国100元，就获得纯利166元。
　　
　　 100多年来，列强逼迫旧中国历届政府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协定，其中在 1842年-1919年主要列强逼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约有709个。以下是比较重要的割地条约：
　　
　　 　　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
　　
　　 　　1858年5月中俄《瑗珲条约》。沙俄强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的6 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1860年11月中俄《北京条约》。沙俄强占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1864年10月据中俄《北京条约》条款签《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强占中国西部领土44万多平方公里。
　　
　　 　　1881年2月中俄《伊犁条约》。沙俄通过此约及1882年-1884年的5个勘界议定书侵占伊犁西面霍尔果斯河以西和北疆斋桑湖以东地区中国领土7万多平方公里。
　　
　　 　　1887年12月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葡萄牙最终永驻管理澳门。
　　
　　 　　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
　　
　　 　　1898年3月中德《胶澳租借条约》。
　　
　　 　　1898年3月中俄《旅大租地条约》。
　　
　　 　　1898年7月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
　　
　　 　　1902年4月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
　　
　　 　　据粗略统计，从**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80年间，列强通过各种手段侵占中国领土约173．9万平方公里。 （成文军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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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黑龙江以北土地长期无人无军化更是可议,尼布楚条约签好玩的,别忘了那时中国人口超过3亿啊,沙俄只有4000万人不到,黑龙江将军奕山甚至1个枪仔儿未放就不战自败,只因俄国军队的炮声太大(谁不知道只是俄国人故步疑阵),清政府不砍他的头还很配合的签订瑷珲条约,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这样送给了老毛子,世界上有比这更好笑的战争笑话吗?相对的,在对抗被称为太平军的汉人反贼(满人称长毛贼)时满人守将就表现出一付「宁失千军莫失寸土」的气盖,连黑龙江的守军都可以用上,真是一群「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爷们兵 ( 神将拔都《回复“中国到明末还生气勃勃”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