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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某个女性读者朋友问：“我不奇怪你会写黄书，但是你为什么要写黄书？只是为了发泄吗？为什么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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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某个女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核心读者群是三十五岁到五十五岁的中年妇女，他们正在相夫教子，和绝经和绝望搏斗，渴望爱情。她们需要的是浪漫爱情和到深情拥抱为止的性幻想，不是黄书，你这样转型，是自掘坟墓。” 潍坊指南

　　实际情况是，从二十多年前我倒腾汉字开始，我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功名利禄、经世济民、传道解惑、净化心灵，从来都是为了发泄，从来都是被使命驱动、神鬼附体、龙蛇入笔，从来都是为了一些细碎的、肿胀的、一闪一闪无足轻重的原因。瞬息间我也羡慕过靠写作一年挣成岭成山银子的人，名气大到需要戴墨镜上街，签名售书时千万双手在面前挥舞，被扔臭鸡蛋、可口可乐或花朵，但是那些只是瞬息间。更多的时候，我告诫自己，最不能忘记的是写作带给我的单纯的细碎的离地半尺的快乐。我的脑袋是炼丹炉，不是必胜客的烤箱。刘勰评价作为最好中文之一的《乐府》，“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欧阳修评价自己，“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我告诫自己，淫荡书卷，这样的志向已经够高了，我没有更高的志向。

　　总结我写黄书的动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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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自《肉蒲团》之后，过去二百年中，没有出现过好的汉语黄书。即使是李渔的《肉蒲团》，也是唠唠叨叨，认识水平低下。总共二十章，论证自己是佛教启蒙读物而不是黄书就用了前三章，论证使用女人伤身体又用了三章，论证因果报应又用了三章。

　　第二，写黄书不易。写得不脏，和吃饭、喝水、晒太阳、睡午觉一样简单美好，更难。《不二》是按这个要求做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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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小时候壮烈装逼成长时，常看文艺片，惊诧于人类头脑的变态程度，也常看**，听说自摸严重危害健康而惶恐终日。总想，为什么暴风雨不能来得更猛烈些呢？为什么美好的文艺片和美好的**不能掺在一起？这样，会不会给人们一个关于美好生活的全貌？具体操作时，才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灵肉过渡的别扭程度，远远大于清醒和入睡，稍稍小于生与死。 潍坊指南

第四，眼看快四十岁了，现在不写，再过几年，心贼僵死，喝粥漏米，见姑娘只想摸摸小手，人世间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十万字了。现代医学看得仔细，男人也有绝经期，“老骥明知桑榆晚，不用扬鞭自奋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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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苏州人。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而被划为右派，后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在1960年起被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她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书写了二十万字的血书与日记。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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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刑事判决书，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1962年度静刑字第171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度沪中刑字第16号两次判决，宣布林昭以精神病为由平反为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而1981年1月25日上海高院的“沪高刑申字第2346号”刑事判决书中认为80年的判决书宣告无罪的理由为精神病不妥，“在病发期间的行为不应以反革命罪论处……林昭的行为既不构成反罪……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亦属不当，均应与前两个判决一并予以纠正”，撤销了1980年“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书，但依旧对林昭宣告无罪。另在1980年12月在北京举行追悼会。

　　1954年，林昭以江苏最高考分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在这座民主摇篮里，她犹如投入了慈母的怀抱，她满怀信心地希望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记者。她的写作计划满满一大堆，她要为写《二泉映月》的瞎子阿炳写传记，要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改编成电影，她因为参加过土改，要写一本《中国土改史》……她成了急待展翅飞翔的海鸥。

　　同时，她也如同当时敏锐的知识分子一样，面临了早春天气的压抑感，当她看到电影《武训传》被批判，又经历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她产生了一种迷惘与不祥之感。到1957年的5月，她看到未名湖畔垂柳碧波，花儿在开放，整风的消息传来。她在5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样的春天，到处谈论着整风，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昨天出现了第一张责问主席团三大的代表由谁选出的大字报，随后出现了用大字报帮助党整风的建议……夜里，大饭厅前出现了更多的大字报。这可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5月19日，由我含着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歌唱真理的弟兄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这首激情的政治诗，激动了林昭，她沸腾了，当她看到有人反对这首诗时，她说，是这样的吗？不，绝不。她也忍不住写诗支持《是时候了！》。自此，她全身心地卷入了这一民主浪潮。学生张元勋等贴出《是时候了！》的大字报，用诗的形式写道：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说随着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一些背离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林昭失眠了。她眼看着一些敢说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神经错乱，是“狂人”，是“疯子”和“魔鬼”。她在日记中写道：“是这样的吗？不！不是！”“……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然而任何怨言都无济于事了，这只刚学会飞翔的海鸥，一头栽进了罗网，戴上了沉重的右派帽子。

　　林昭自杀被抢救后，她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林昭这些绝望中的表白，在当时自然只能得到“罪加一等”的回答。林昭后来在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

　　她在心力交瘁中不断地求索，但是现实所回答她的却是绝望。她痛苦莫名，她病了，病得不轻，孤身只影在北京，虽说有朋友可以照顾，但在卧床治病中却必须有家人照料。我母亲得知消息后，急忙来到北京将她接回上海去。

　　面对庐山会议彭德怀按照组织原则如实反映了情况后而受到批判和撤职一事更觉得是非颠倒。他和几个朋友将思考的问题综合起来写成一篇报告，准备寄给领导机关参阅，希望对某些错误的政策有所改正。不消说，这是一种极危险的探索方式，结果他们都没有预料到，他们被以“反革命小集团”的名义被捕了。但她却并不后悔，她认为为了申述自己思想的目的而付出代价是不奇怪的。

　　1960年10月她被逮捕入狱，先拘留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度音讯全无。他母亲千方百计想得到一些她的消息，多方奔走仍毫无结果。一年多后，她转到静安分局关押，才有信出来，说可以送一些钱和她所要的东西进去，但是要见面就很困难。他母亲每次送物回来，总是很沮丧，因为知道了他在里面“表现”很坏。他每次来信，总是要白被单，我们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到后来才知道，送去的白被单她都撕成条条用来写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