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传销：广西拥有200万团队成传销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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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看广东，00年代看广西”，据民间反传销组织“中国反传销联盟”统计数据，广西的传销大军已高达200万之众，吞噬资金达数百亿。这个西部欠发达省区，已经取代1990年代的广东跃升为“传销大本营”。　　1998年中国全面禁止传销引发新一轮洗牌格局。位置便利、物价低廉的广西成为被驱赶者们另起炉灶的首选之一。非法传销在这里借尸还魂，“变脸”复活。
　　南宁、来宾、北海，这三个位于广西南北中轴线中南端的城市，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原因，已成为中国传销版图上最重要的三角腹地，同时也浓缩了传销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脉络。
　　传销王国的“干部学校”
　　管理层与团队分离，遥控管理，成了越来越多上规模的团队的选择。南宁的个别地区成了传销的“干部学校”；除了彰显优越生活和实施管理，南宁另一个重要职能在于编纂并出版各种传销资料，操纵行业理论基础和风向。
　　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定是：只有当上A级老总，才能去南宁加入管理层，好比现实中的进京当官。
　　头目云集的南宁有些地区实质上成为了广西“传销王国”的中枢大脑。
　　数量庞大的“老鼠会”占据这里的下辖县、开发区和城中村，并约在两年前大范围蔓延到朗东、大沙田、西乡塘等近郊。这些地方成了传销侵入城区的最后一块跳板。“这是一条必由之路。”叶飘零，曾经当过A级总监并独立操作过数千人的团队。“让成功者到省会，本身就有强烈的号召意义。”
　　2005年1月，叶飘零和他6个合作伙伴来到南宁，他们所率领的4万人团队隶属于“传销教父”杨玉永。迫于安全考虑，叶将队伍分拆，分布在十多个城市。
　　1年后，中国传销第一案爆发，杨玉永被捕。叶飘零劫后余生，独自操盘。庞大的队伍和涣散的人心是他此时急需解决的问题。
　　“传销管理中有很重要的一环——老总复制。”叶飘零说，“就是不断制造成功的榜样，以激励团队士气。”
　　在城乡差距仍然很大的广西，南宁所拥有的高级酒店、豪华轿车和琳琅满目的商品足以满足人们对奢华生活的一切构想，发达的资讯和金融网络也让信息获取和资金运转变得快捷便利。虽然过高的成本让这里并不适合团伙聚居，但却适合设立总部和制造“偶像”。
　　管理层与团队分离，遥控管理，成了越来越多上规模的团队的选择。南宁成了传销的“干部学校”，代表了一种无上的荣耀。新老总被接到南宁后，他的上线就为他提供一万元的“包装费”，让他用来买手表和名牌西服。随后，还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入住五星级酒店。
　　三天后，被包装一新的新老总就会坐着一辆租来的宝马或奔驰，从南宁返回所属团队里。这样的衣锦还乡，旨在为后进者展示一个天堂似的美好目标，让他们心甘情愿发展下线，实现层层剥削。
　　完成这些事情后，被复制的老总又返回南宁，或参与管理工作，或等待拿钱“出局”，个别掌权的头目则过上挥霍的生活。
　　在刚刚侦破的南宁“7·11”特大传销案中，当警方找到王燕珍、冯素琼等三十多个福建体系头目时，他们正在南宁总统餐厅享用一桌价值1万多元的晚餐，而且长期把某高级酒店作为“业务交流”场所，极为奢侈。
　　现在，南宁传销已逐渐形成以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这五大体系为主的格局。各体系的头目一边在南宁打通各种关节，一边将敛得的款项转移到外地，甚至国外。
　　据警方一项统计显示，仅2008年1月至今，南宁市警方在打传行动中破获的涉案金额已超过12亿元人民币，其中不乏香港和美国背景的人员涉案。
　　“南宁已成为广西非法集资最重要的集散地之一。”叶飘零说。
　　除了彰显优越生活和实施管理，南宁另一个重要职能在于编纂并出版各种传销资料，操纵行业理论基础和风向。
　　从2004年5月开始，叶飘零们就觉得此前口口相传或手抄的“教材”已经不合时宜，开始动手编撰印刷资料。“当时传销人群还是以农民、下岗工人为主，所以教材编得非常细。”叶飘零说，“见了新人说什么话，该用什么例子打动人，事无巨细。”
　　这套“手把手式”的洗脑材料几经完善，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连锁销售实用系列1-12》、《连锁销售操作指南》、《自愿连锁销售》等内部教材，南宁一些地下印刷厂定期进行修订印刷，发往区内各地，甚至公开销售。
　　现在，教材的出版还向期刊化发展。一些以“东盟”、“北部湾”或“直销”等为旗号的私印杂志夹杂在一些地摊书店出售，内容多为一些主观臆造的文章，以曲解领导人的一些讲话和经济事件来宣传连锁销售。“这样的精神侵蚀很可怕，它们就像毒品，让人不可自拔。”一位传销获救者说。
　　根据中国反传销联盟的统计，现在南宁的传销人员约有10万之众，其大部分集中在开发区和下辖县等地带，高成本和严管制是阻挡他们全线进城的最后一道屏障。“但随着传销的不断升级和扩散，没有哪个地方能独善其身。”小城喧闹起来。嗅到先机的谢连生在2002年和丈夫贷款买了一辆捷达搞出租，生意一下红火起来。
　　“那时候三天两头就有人包车去柳州(接新人)，一趟两百。“谢连生和丈夫一家的月收入很快就窜升到6000元，两年多就回了本。
2002年，来宾升级为地级市。为刺激基建，政府开始向农民提供10万-30万的无息或低息贷款，大量出租房的涌现又进一步刺激了传销者的到来。
　　人口聚集效应持续显现。小城的消费指数呈直线上升，一毛五的小菜涨到了一元一斤，猪肉、大米等都不断刷新着纪录。服装店、小吃店、IP电话吧和旅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整个县城像注入了兴奋剂，显示出惊人的能量。
　　新的行业也被催生。一种独特的“传销床”在来宾街头随处可见。它的制作很简单，几块薄板加四个20厘米高的木脚，加钉而成。“好的时候，一年能卖出一千张。”西南路一个家具店老板说。
　　日杂店推出了“传销套餐”，三轮车夫热情地为外地顾客送货上门，就连卖给传销人用于庆祝晋级的鸡，都成了当地不错的好行当。
　　跟着水涨船高的还有房地产。传销者大量涌入后，来宾市区一套100平米的房子月租从不足500元飙升到2500元，比南宁还高。在传销者聚集的长梅、长岭等村子，村民们掩埋了世代相传的耕地，建起了五六层的楼房，每天打牌、收租和睡觉。
　　据保守估计，传销组织一年在来宾的消费就达六千多万元人民币。这些资金流滋润着当地并不雄厚的地方经济的同时，也让地方政府对传销的态度变得暧昧。到后期，以“罚”代“打”成了执政部门的主要做法。一些公务员还半公开地参与租房给传销组织。
　　很多政策也为传销提供了便利。如当地电信部门有专门针对外地人的网内套餐，当地人却得不到这个优惠；暂住证也曾一度向这些无业闲散的传销者开放。
　　“被公安抓了不要紧，只要给钱就能出来。”曾在来宾当过B级经理的“文子”说，“每个级别都明码标价。”
　　一些曾参与过团伙高层运作的受访者也承认，每年都要花钱买通各种关系，不然就会“死得很惨”。
　　来宾就在这样的畸形膨胀中走到2005年，此时来宾的传销大军已超8万，被外界公认为“中国传销之都”。

任安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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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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