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贺知章《回乡偶书》 【老屋】 这次回乡,在三舅家待了三天。他的家坐落在靠近溪沟的一处山窝里,一早一晚站在门口的晒场上,都能望到位于对面半山腰的老屋的炊烟;要是爬到屋后的山坡上,则可以看到整个老屋;要是再借助相机镜头,就连老屋门前田里的人是男是女、是穿红还是戴绿,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其实严格说来,看到的也算不上真正完整的老屋。那一横一竖呈曲尺状排列的瓦屋,只有构成短竖的那一间才是老屋,那间屋在分家后曾是父亲母亲和我唯一的住处,后来则成了三叔家的灶屋,到现在,光看那凹凸斑驳的墙面和颓废的气势,估计只是用来熏腊肉、堆柴火、放农具什么的杂屋了。而奶奶原先居住的老屋,早已经化为了青翠的竹林。 就在这仅剩的老屋旁边,原先是我生活了上十年的家的屋场。记得是前三间后三间外带一偏厦,是父亲母亲辛苦多年、前后操持了三四次,才逐一建成的。 前面是水泥地面的堂屋,连阴天可以在地面把刚收的油菜、小麦、黄豆什么的摊开,免得发霉或是生芽;靠北墙摆着一张大方桌,八十年代中期我家添了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就摆放在它上面,那是村里唯一一台电视机,曾经引来好些邻居看稀奇,经常半夜了转播站都没转播节目了还意犹未尽地不想离去。紧挨着的是灶屋,黄泥巴灶,大瓦缸,自来水笼头接到缸沿,中间是小方桌,临窗是一副小石磨,母亲经常在那儿咯吱咯吱地磨懒豆花或是豆腐,碗柜、泡菜坛子,拉扣上还拴着铜钱的两屉桌,都顺着一面墙排开。再过去是杂屋,一角是熏腊肉的位子,另一角堆着猪草,一副大石磨占据了半间屋,儿时经常深更半夜了还在陪母亲围着磨转啊转,把猪们要吃的玉米面给磨出来。 这三间屋,楼上都铺了杉木板,母亲陪嫁的五屉柜、箱子,垫了老厚的稻草的架子床,后来添置的粮食柜,如小山样的土豆堆,给猪预备的过冬的草糠,吃不完的一个个大如盆的老南瓜,全都有序地码在上面。而杂屋楼上,撒了二层楼板,又装了板壁,分成了一前一后两个格子,那是母亲和我睡觉的地方。顺着一侧的小门出去,便是晒楼,可以晒点东西不被鸡啄人偷,也可以站在上面眺望对面的山包,那馒头一样的山包,老是遮住幼小的我的视线,截断我关于外面世界的幻想,便总是埋怨它为什么那样高。晒楼底下,是舂米的米臼,在我能踩得动时,便经常被母亲支使着舂米,尤其是快过年的时候,总要舂一些糥米,预备着打糍粑、做汤圆和金果。 贴着前屋的墙根儿,是比别家平整宽阔得多的阶檐,黄泥巴地面,青条石围边,青石板为屋檐石。那也是父亲特意弄的,晾晒东西方便,雨雪天出行也不湿脚和溜滑。凭着滴水石穿的功夫,年复一年的屋檐水,都给青石板吻出深深浅浅的痕迹。晒场的一角,两棵砂梨树下,曾经是我用石块围起的小花园,种过十样景、大丽菊、牵牛、美人蕉、凤仙、菊,也曾从外婆邻居家讨来虞美人的花籽种下,花朵娉娉婷婷,美极了。梨树过去就是园田,一角总是母亲用来下红薯秧的地方,四周支着木棍架着架子,七八月间就挂满大大小小的葫芦;另一角,是父亲请人挖的小鱼塘,养着鲫鱼、鲤鱼、草鱼,鱼塘四周的护坡种着莴苣,我需时常摘了莴苣叶子扔进塘里,也要撒几把杂面;我也种了许多美人蕉,夏天,红的、黄的、单色的、复色的蝴蝶,便落满了坡。 后面的房屋都矮,没有撒楼板,依次是烤火屋、厕所、猪圈,与别人家厕所、猪圈离正屋老远不同,这是父亲的设计。那年月,基本只有母亲带我在家,这样设计安全、方便,而且不会因雨雪天湿了鞋。 再后面是又宽又深的阴沟,可以预防山洪天水漫上来浸了墙角。一小块空地与阴沟相连,那是母亲给鸡们留的活动场所,也是冬腊月宰年猪的地方。记得每年母亲都喂一头肥得连路都走不了的年猪,要把它拖出去“上刑场”总要四五个壮劳力才得行。而那些油汪汪的肉,总又被木匠、瓦匠、漆匠什么的手艺人和帮忙干活的邻居给吞噬得精光,记忆深刻的便只有大铁锅里腊猪肠炕出来的金黄油亮喷香的玉米饭了。空地后面连着我家的菜园,一年四季总被母亲侍弄得红是红,绿是绿,黄是黄,紫是紫,单是母亲种的西红柿,都是又大又红又甜的,比起现在买到的味道纯正多了,那时经常被过路的人毫不客气地摘了,用手或是衣襟一抹就给塞到嘴里了。 因了常年不断的兄弟妯娌间的争吵甚至拼得你死我活,1989年,在镇上工作的父亲给母亲转了户口,全家都搬走了,房子卖给了村里,说是拆了取材料另建村里的学校。1997年因奶奶病危、去世,曾回乡待过一段时日。旧时的屋场已变成别人家的田地,种着玉米,栽着瓜秧,几块豁口缺角的青条石,长满青苔,散落其间。砂梨树砍掉了,只留下两个烂树桩。鱼塘也被填了,成了三叔家的菜园。记得那时抚摸着梨树桩,望着对面的馒头形山包,突然发现山包已然变矮,没了儿时的雄浑,阻隔不再,幻想却变成了相思。 而今又过去了十五年,想来再要寻找些蛛丝马迹,也是困难得不能再困难了,估计就连那散落田间的青条石,也成了风化破碎的记忆。还是固执地爬到三舅家屋后垭上去看了看,那是村里旧时学校的所在。如今,教学点早已撤销,只剩下孤独落寞、破败不堪的一栋楼房,随岁月的无情流逝,无奈老去。而紧挨学校的那馒头似的山包,随着荒草和灌木的侵袭,一样佝偻。 给那仅存的一间老屋,还有多少承载了老家韵味的旧学校,都拍了照片,算是对老屋场、对曾经的家,一个祭奠,也是对自己的心,一个交待。 【荒野】 三天,背着相机,在山野、溪沟到处晃荡,明里是寻找红叶、寻找风景,暗里却是在捡拾一个又一个散落在时光尽头的记忆。 从深山蜿蜒而出的溪沟,曾经水流量还很大,溪水漫过大石哗哗作响,形成大大小小的水瀑,又在回环处形成一个又一个或深或浅的碧潭。那些潭,是姑娘嫂子大婶儿们浣衣的好去处,也是汉子小伙儿孩童们泡澡戏水摸鱼虾的好地方,更是担水、饮牛、饮羊、引渠灌溉的所在。 记得儿时,沟里游着悠闲的土鱼儿,石头下藏着吐泡泡的螃蟹,沟边水草里偶尔也有红尾巴泥鳅,运气好时还可以碰到“梆梆”(一种叫声类似敲击洗衣棒锤、外形类似青蛙的动物,味道鲜美)和水蛇。饥饿疯狂了的孩童便成天在溪沟里转悠,就是清水煮的鱼、蛙,火烤的螃蟹和蛇,都是无与伦比的美味。沟畔又有菖蒲、茵陈、艾蒿、鱼腥草等草药,和苦李子、酸杏子、毛桃子等野果,三四月间,更是长满“酸喇叭”,被孩童摘了去皮吃,或是挖眼眼做箫和笛,吹着不成调的“那是晚霞的衣裳”。 而今的溪沟,陌生得都不敢相认。沿溪沟而筑的公路占去了溪沟半边,小水电截流致沟干涸,水瀑不再,碧潭不再,鱼虾不再,药草不再,关于溪沟,关于溪沟的故事,已是风干的记忆,在岁月深处焦渴。 萧萧秋风呼啦啦地掠过原野,一列列、一行行枯败的玉米秸杆就像一面面旗帜,猎猎作响,好似在唤牲口快去把它们吃掉,又像是在唤牲口快去把它们变成肥料。这些绝望的呼唤,随风而去,要么是被一把火燃成青青的烟,要么是被霜打雪浸雨淋腐烂成泥。 田间地头,大路小径,不再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的求亲小伙,已在时光的无涯里,变成了毛发丛生、髯须乱蓬的老头儿。村里已经没有一头牛,也没有马,就是羊,也只有姨妈家还有两只,猪又主吃饲料,基本不用割猪草,这些免费的剃头匠在村里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离离原上草便闪亮登场,且持久火爆,声势不可阻挡。 退耕还林,稍差一点的田地都是退耕的对象,于是几乎漫山遍野的核桃树,偶也有白果树(即银杏树)。长期疏于管理,或者说是管理不善,甚至可以说是懒惰使然,树与草,便进行着一场持久的拉锯战,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草渐占上风。核桃树虽然长得高大,但不得不拿野草当被褥衣衫,乱草丛中,时不时藏着干瘪如八九十岁老太面孔的未成器的核桃。白果树生长慢,便是彻底居于下风,稀稀拉拉的树苗就像营养严重不良的孩子,要不是秋里举着几片还没被风吹落的黄叶,怕是发现不了的。 心想着乡亲们可能没从核桃上获得什么收益,果然,三舅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种着这么多核桃树,却没尝过一个自家产的核桃,吃的核桃都是高山上的外婆和其他舅舅给的。这些核桃树,也开花、挂果,却总是不到时候就掉完了。我只能苦笑,我虽然不学农也不学林,但据儿时向山野讨要吃食的经验,还是能判断这是家乡的气候不适合核桃生长造成的。不是吗?家乡的山野,我曾捡拾过板栗、橡子,可从没见过一棵野生核桃树。其实,大山是睿智的,一直都在默默地传授我们知识,可惜,那些所谓的上面的专家,还有英明的决策者们,都是脚不沾地气,神仙般高高在上,闻不到山林传给的气息和消息。就是他们推荐的白果树,在家乡种也不是很合适,家乡气温偏高,能不能结果真还是未知数。 唯有叹息,最后受伤的,都是咱们老百姓。 粘着满身的婆婆针,或是苍耳等其他带钩的草籽,在无边的旷野漫行,唯有风声在耳畔叫嚣,唯有萧索在心头萦绕。咀嚼着这份落寞和渐行远去的熟稔,真想像那来自北方的狼,报以两声长啸,不为别的,只为梦里曾经温情、美好的故乡。 恰好有朋友来电,笑问回乡感觉如何。告知正在荒野游荡,她羡慕说真诗意。我回曰:是失意,失望的失。说实在的,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孤魂野鬼,或是一只漫无目的的野狗,被无边的荒芜埋没。她在那头笑说你作诗呢。嗯,作诗,也只有诗,还能“阿Q”一下单薄的灵魂。 【乡亲】 在村里的几日,总觉得不适应,觉得少了什么,可究竟是什么,一时又说不清道不明。直到那天,好不容易听到老祠堂方向传来的一声狗吠和呵斥,好不容易见到三舅家对面田里出现两个深蓝的人影,才忽地明白,原来少了鸡鸣、狗吠,少了孩童的打闹,少了村妇的嚎哭,少了兄弟妯娌的争吵,少了“五句子歌王”的吟唱。 年轻人基本都出去打工挣生活了,即使农忙季节也不回转,带走了朝气和活力;剩下的老弱病残,也在闲散里失去人气只留惰气。村庄,便寂静得让人心慌,心底的蔓草如八角章鱼一般,触角爬满领地。 那天,在山野连“毛狗子”(对狐狸的俗称)路也寻不到了,无头苍蝇般乱撞时,发现田间竟然有人在栽油菜,便万分欣喜地过去问路。那是个年过六十的妇人,满头白发,一张发面粑粑脸涨得通红,感觉像是患有高血压。丝毫没觉着似曾相识,我打量她,她也好奇地打量我。直到我说出父亲的名讳,她才惊喜地叫出了我的小名,而我也才觉察她竟然是姨妈(大外公的女儿)。 还是奶奶去世那年见过,十五年过去了,真没想到她已经成了这副模样。姨妈一个劲地叫我去她家喝茶,寒暄中知道儿时尽给我使坏的比我大一个月的表哥两口子都在外打工,她与姨爹在家种田、养猪和鸡,还养了两只羊,表哥读小学六年级的儿子也放在家里,那天正发烧,姨爹带去找赤脚大夫了。 我努力回想,却怎么也想不起表姐和表哥的样子,想当年我们可是放牛、打猪草的“三人帮”。望着几乎是跪在田里栽油菜的姨妈,望着几乎老态龙钟的姨妈,只能感叹我们大了,大人们老了,时间的魔手,悄无声息地改变了太多太多。 从对面山野回来的途中,我在玉米地里钻来钻去,又找不着路了。后来见着一老头和一中年汉子在地里刨红薯,便问了路。回来跟三舅妈问起知不知道对面田里的人是哪个,三舅妈说是住在祠堂那边的谁谁谁。 一下子就想起了他家的那个四合院,那雕花的门楼、门槛和窗棂,还有青砖铺就的小小的天井,踩上去吱呀作响的转角楼梯和二楼回廊,阴暗潮湿的房间复杂的架子床。依稀记得他家有一次做事,跟着大人去吃过席,天井里都摆满了又大又结实的方桌,八大碗,主食是面条,每人还有一个芝麻饼。那揣了好些天才干掉的芝麻饼的香甜味道,至今还想得起来,却是不记得老人是谁,中年汉子是他第几个儿子。 笑问三舅妈隔那么远怎么认得,舅妈笑说田里无非就是那么几个人儿在忙,看得次数多了,光凭衣服就能认出来,不用看脸面的。又听说那四合院子早拆了,祠堂也只剩下个地名儿,不能不说太遗憾了。 说着话时,才发现三舅家晒场一边闲置的石磨盘上坐着一个人在歇息抽烟。我小心地问三舅妈是不是某某,居然得到肯定的答复,这次我凭的,不是衣服,却是除了苍老别的没什么变化的脸面。而我也被他认了出来,当然叫出的还是小名,正暗自得意,那人说我跟母亲长得太像,原来是这样,我郁闷至极。 带着小侄女去老祠堂小卖部买零食。一转过垭口就看到那栋房屋前,有人在锯木头,还有一个七十好几的老头站在晒场边上。看着那身形,那面孔,那神态,猜测着他是原来的队长,便请教了一声。他笑着答应,却是满脸疑惑,歪着脑袋琢磨着我。 对他,能搜到的最远的记忆,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影像,只记得是夜里,在一个板壁屋,板壁上挂满了黑漆漆的扬尘,屋里挤满了人,他主导着大声数落奶奶的不是。我家成分不好,总是被批被整的对象,寡居的奶奶自是不甘示弱,拍着膝盖跺着脚地骂他和那些主力的祖宗八代,而我,就像一只可怜的野猫,坐在小板凳上靠着板壁,蜷缩着看着、听着这一切。 后来的记忆则比较鲜活。包产到户后,他家开有磨坊,打米磨面都去他家。每次他掀开母亲背去的袋子,看着长得棉虫吊吊的陈粮,都会不无羡慕地说我家居然还有那么多陈粮可以喂猪,又不无沮丧地说他家连新粮都快没了。 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这些情形,见他终是没有琢磨出来,便提醒着他我是谁家的丫头。他恍然大悟,问我什么时候到我三舅家作客的。 片刻无语。作客二字,就那样伤了我,像一把无形的匕首,戳得我生疼。疼过之后,才不得不承认,蓦然回首,原来自己已然身是客,是找寻不到根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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