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困惑

吃棒子的耗子

       卢阿姨曾经是我家的邻居，十七年前随丈夫工作调动，她一家人搬到南京去了，此后一直没和我们联系过。最近我赴南京出差，碰巧在一家商场门口遇见了她。她系着白围裙，戴着红袖章，正看管自行车呢。见到家乡人，又是老街坊，她很兴奋，拉过一条长凳，让我歇歇脚。她也在凳子另一头坐下，跟我攀谈起来——还像过去那样热情；可她身旁一个四岁模样的小女孩倒很怯生，抱着一个苹果直往她怀里钻。我问：“这是谁家的孩子？”
　  “春玲的丫头呗。”春玲是卢阿姨的大女儿，跟我同龄。
　 “这孩子真俊咧，”我随口夸奖了一句，又问道，“孩子他爸是干什么的？”
　　卢阿姨情绪低落下来，喃喃地说：“前年腊月跟春玲离了，连亲生的丫头都不要。”
　  “那春玲在哪里？”在我记忆中她是个瘦弱内向的女孩。
      “下岗啦，”卢阿姨轻轻叹了口气，“眼下在一家私营服装厂干活，每天上班十几个小时，孩子都靠我帮她带。”
　　看见卢阿姨伤感的神色，我也沉默了。这时又听她说道：“原以为春玲跟了个大老板，是她前世修来的福气，这辈子啥也不愁了。可好端端的家庭怎么转眼间就破裂了呢？要说夫妻间磕磕碰碰，我和春玲她爸过去也常有。那时候我家里穷，为打碎个碗、搁馊了饭，两人都会吵几句，事后想想真难为情。可日子难过呀，一分钱恨不能掰成两半用。吵得厉害的时候，我就丢下他和孩子赌气回娘家，我妈只会干着急：‘真是穷吵架、富烧香啊……’
　　“后来春玲长大、到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就想，不能再让孩子遭我那份罪了，一定要为她找个家庭宽裕的婆家。正当我四处托人做媒的时候，春玲突然自己带了个男朋友回来，那小伙子长得高大帅气，从头到脚穿的都是名牌，手指上戴着好大一个方印戒指，还开着小汽车呢。春玲说他是大老板，经营一家灯饰公司，账上的净资产有1000多万！小伙子虽说年龄大了点，嘴却很甜，一口一个‘爸’，把我家老头子哄得团团转，每次登门不是带酒烟就是带滋补品来。让人意外的是，他还烧得一手好菜，真不像个大老板，春玲说：‘这叫上得了天堂，下得了厨房’。亲戚们也说这样的女婿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个劲地催我家张罗喜事。
　　“到春玲结婚的时候，那气派真让人咋舌。一幢三层高的别墅，院子里还有假山喷泉；一辆轿车、一辆越野车，就好比我们骑的自行车；迎亲那天他们租了两架直升机，玩的是空中婚礼；摄像婚宴自不必说，春玲戴的那枚钻戒就值6多万元…… 从春玲的婚礼上回来，我和春玲他爸也回忆起我们结婚时的场景。
　　“我们是1973年成亲的，两人都在一个厂，全厂200多人差不多都来了，挤在食堂里，工会主席剪了个大红的双喜贴在墙上，他当主婚人。所谓新房就是单位分的一间20平方的宿舍，连厨房都没有；找两张单人床并起来，摆上两条洗干净的旧被子，就是我们的婚床；放衣服的柜子、烧饭的炭炉子，是我家的陪嫁；吃饭的方桌、一摞碗碟是他父母娶媳妇的资本。我俩拿出平时的积蓄，买了两只面盆、两只茶瓶、两条枕巾、两盏煤油罩灯、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一身中山装，一身红条绒春秋衫，余下的钱买了5斤喜糖，还不曾够分。这笔账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共计226.73元，我记得非常清楚，本子至今还藏在我家箱子里。现在说来你们年轻人会发笑，当初就那么寒碜。”
　　“可日子再苦，三十多年你们也熬过来了呀。”我也沉浸在回忆之中，“陆叔叔平时大大咧咧，其实蛮会疼人的。我记得有一次你胃疼得厉害，他怕自行车颠簸，硬把你背到医院去，累得满头大汗，你还嫌他慢……”
　　“是呀，他人真好，”卢阿姨不好意思地笑了，“不过他发脾气的时候我也让着点，无论生多大的气我俩都不说‘分手’两个字。现在回头看那都是些芝麻大的小事，根本不值得吵。现在生活富裕了，再也不为没钱买米发愁了，可你们年轻人又哪来过不去的坎呢？有什么事不能忍啊？建个家庭多不容易，怎么说分手就分手哩？春玲的脾气比她爸还犟，比我还倔，谁劝都没用。那天在法庭上跟那小子啥东西也没要，出来后突然没了踪影。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她，正抱着孩子坐在河边哭，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她拽走……”
    看看手表，我该走了。真想去看看春玲，可我必须尽快回单位交差。这次和客户谈得很融洽，企业的效益越来越好了，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高了，可比起卢阿姨，比起上一代人，我们好像又丢掉了什么。我想，没有这样东西生活就算不上幸福，人生就算不上完美，社会就算不上小康。

吃棒子的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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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孙冬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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