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异地复查 考问司法独立

伟弘李律师

12月12日晚，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微博发布消息称，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和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决定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查。
尽管有“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这样的婉辞，但人们的第一判断是：聂树斌案在河北省高院控制范围内“鬼打墙”般的诡异局面终于走到了尽头，最高法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和智慧，为聂树斌案的真相大白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以致复查尚未开始，人们已经开始欢呼“迟到的正义”终于即将到来，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已经到聂树斌坟前焚香祭告，以告慰儿子冤死的魂灵。
经过近10年的反复波折，聂树斌的案情几乎已经尽人皆知。从2005年“真凶”王书金的出现，人们就开始对聂树斌案的真相大白充满期待和信心。按照人们的正常判断，既然王书金主动供述了对聂树斌案被害人的奸杀，通过对王书金供述的细致审理，就成为澄清聂树斌案的关键环节。无论王书金的“真凶”身份最终是否得到确认，聂树斌案都将因此而得到一次重新梳理、甄别、判定的绝佳机会。匪夷所思的是，无论王书金如何坚称自己的真凶身份、如何详细供述了当初的奸杀细节，却均被河北司法机关多方拒绝，先是邯郸市检察院在对王书金多起杀人案的起诉中，拒绝列入聂树斌所涉及那桩强奸杀人案，以致对王书金在那桩案件中的真凶身份的甄别，根本无法进入司法程序。继而，在聂树斌亲属的反复申诉过程中，河北省高院数十次拒绝了辩护律师调阅聂树斌案案卷的申请，而为此所创制的说辞，其理由之牵强、逻辑之悖谬，都超出了人们对一家司法机关最低限的想象。面对来自最高法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河北省高院仍如此毫不动摇地拒绝将聂树斌案的内情公之于众，几乎是在明晃晃地宣告聂树斌案确有见不得人的难言之隐。
其实，河北省高院可能面临的难言之隐几乎不言自明，公众对此也丝毫不觉意外。公众的愤怒和意外在于，面对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决议，面对中国公众对司法公正、司法正义的极度渴求，一桩冤情几乎大白的案件，却仍然面临无尽阻挠以致迟迟等不到本来已经太迟的正义，确乎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更不得不猜测其背后的难言之隐究竟有多么沉重而阴暗。更为严重的是，在此次最高院做出异地复查的果断决策之前，只要河北省高院继续坚持此前的做法，聂树斌案在法律程序内得到重新审理和最终昭雪，几乎已经无望。最高法的决策打破了这一僵局，但更多的僵局却不能都期待最高法的介入。
为此，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可能及前景。人们必然的疑问是，河北省高院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做法，究竟是出自河北省高院自己的决定，还是来自其他更高权力的干预？即使是出自河北省高院自己的决定，又究竟是出自高院内部行政权力的意志，还是出自主审法官的依法裁决？最高法所称的“根据河北省高院申请”，为进一步追究上述疑问，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或许，当司法不能摆脱权力的干预时，寻求外部力量的介入也是无奈的选择。
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不仅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原则纲领，而且就落实司法独立、实现司法正义，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法官、检察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都是力求减少权力对司法过程的干预，在司法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司法公正和法律正义。但聂树斌案的跌宕反复，乃至最终不得不由最高法做出异地复查的非常决定，都昭告着司法现状的错综复杂、权力与司法关系的盘根错节。当权力视司法为工具，司法就必然奉权力为圭臬，却视公民权利和社会正义为草芥。
依法治国的方略已经提出并在大力落实，最高法也正在着力推动各级司法机关努力落实司法独立、实现司法正义。但努力的过程注定艰难漫长，而非一朝一夕。聂树斌案则成为当下最为醒目的，具有标志意义的典型案例